日志
中国式癌症怎么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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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资深记者、畅销书作家凌志军，在亲历癌症后著书《重生手记》，他写在前言里的第一句话是“癌症患者中有很多人并不是死于自己的疾病，而是死于自己的恐惧和错误的治疗。”
凌志军说：“我们最大的不幸不在于遭遇癌细胞的侵袭，而在于我们被中国式的癌症观念包围着，同时还接受着中国式的癌症治疗。”何谓中国式癌症？凌志军解读为，它包括中国癌症治疗体系可能存在的致命弊端、对癌症认识存在的致命偏差、错误的治疗方案，以及过度化疗、过度手术。在这个问题上，著名肿瘤临床专家、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何裕民的看法更尖锐，在他看来，中国式癌症，不是医学问题，而是社会问题。
一个曾被诊断活不过3个月的癌症患者说
在所有死亡的癌症患者中，1/3是被吓死的，
1/3是治死的
一位著名的肿瘤临床专家尖锐地说
中国式癌症以及中国式的癌症治疗方法
不是医学问题，而是社会问题
1
他看到：300元的挂号费，3分钟的门诊
2007年2月，凌志军病倒了。医生在他的颅内发现两处疑为肿瘤的病灶，两天后又在左肺发现肿瘤，由此诊断“肺癌、脑转移”的概率为98%。“医生诊断，认为活不过3个月。”凌志军在书中说。像所有类似的家庭一样，凌志军在妻子的陪伴下，走上了慕名投医的求生之路，但随后的遭遇，令他困惑、愤懑。
凌志军在书中描述了一次诊疗过程，在花了300元的挂号费，并等待了几个小时后，他终于见到了一位著名专家，在观看了几张胶片后，专家认定凌志军头部病灶为“转移瘤”，必须立即手术。“如果不马上手术会怎么样？”凌的妻子问。“不手术？那就等着呗！”专家回答。等什么，不言而喻。凌志军看表，发现诊断过程不过3分钟。
凌志军写道：我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他们每天在同一时间拥进挂着“肿瘤门诊”招牌的那些大楼，带着满脸的焦虑和绝望……我看到所谓“最新最好的特效药”几乎每周都在问世，还有所谓“中西医结合”的独一无二的优势。病人们排着长队往医院的收费窗口里塞钱，其中很多人甚至为此倾家荡产。癌症患者用希望和金钱催生了当今中国最繁荣最赚钱的一个医疗部门，可他们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每年都在增加，中晚期患者的“五年存活率”在过去30年几乎没有提高。
2
他发现：
“过度治疗”
致癌症患者
死亡率上升
凌志军在比利时从医的妹妹，找了一群外国专家会诊。老外的会诊结论是：脑部病灶有50%的可能性不是肿瘤，或者只是良性肿瘤；脑部与肺部病变没有关系的可能性更大。这给了凌志军一家人以希望。而时间证明，外国专家们的判断，更接近事实。
在等待命运敲门的煎熬中，出于职业习惯，凌志军开始查阅大量的资料，他的发现甚至令他自己一度也不敢相信。他写道：
“（国内癌症患者）大部分人在三年内死去，能够活过五年的只有20%左右（根据不同的报告，我国肿瘤病人的"五年生存率在10%～30%）。”
“在所有死亡的癌症患者中，三分之一是被吓死的，三分之一是治死的，只有三分之一是真正因病而死……”
凌志军还拿到了2008年上海抗癌协会学术年会上公布的调查数据：目前我国有80%的癌症晚期患者在有意或被迫接受者超过疾病治疗需要的“过度治疗”；全球肿瘤患者有1/3死于不合理治疗；因为“过度治疗”盛行，癌症患者的死亡率上升了17个百分点。
在立刻手术割开脑壳和等待之间，凌志军选择了后者，在化疗和观察之间，他同样选择了后者。凌志军事后庆幸，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健康的免疫系统是预防癌症最重要的部分。而过度治疗会破坏患者的正常器官、组织和机能，……结果是，患者迅速衰竭或者出现其他并发症，加快了死亡进程。”
3
他们争论
药企是
过度治疗的
幕后推手
何裕民掌握的数据，略有不同。他在接受沈阳晚报记者采访时说：“不同的恶性肿瘤，生存率也是不一样的。比如乳腺癌，美国的生存率超过了80%，甚至达到了90%，胰腺肿瘤生存率却不到10%，但总体上可以达到60%—70%。而上海恶性肿瘤的生存率大致在35%左右，停留在美国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水平，差距很明显。内地二、三线城市，生存率大概只能在20%左右，差距更大。”
导致差距的原因是什么？何裕民认为是多方面的，但技术差异不是主要原因，“美国的趋势不是化疗的剂量要多高，而是要多低……而不是像今天的中国那样，越用次数越频，剂量越来越大，组合的药物也越来越多。”
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所长汤钊猷先生，也提出了“有时不治疗”是最好的治疗的观点。何裕民甚至尖锐地指出，中国式癌症以及中国式的癌症治疗方法，不是医学问题，而是社会问题。
省内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对何裕民的观点表示温和地反对。他说：“在癌症治疗上，国际抗癌联盟有统一的标准、方案。医生在确定治疗方案时，既要规范化，也要强调个体化。过度治疗有时候也是不可避免的。”
何裕民不太认同这种说法，他说：“这其实是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些治疗规范背后，都有医疗企业推动，表面是为病人利益，但实际上很多时候利益是与药厂捆绑的。很多治疗指南的制定，其实背后真正的推手是国际垄断性大药企，这是行业内周知的秘密，这才是本质。”
4
他们倡议 癌症不是绝症，要科学面对
头部肿瘤确诊为良性后，2008年凌志军做了左肺切除手术，术后病理诊断报告证实，肺部肿瘤为恶性。2013年3月，在被确诊活不过3个月之后的第6个年头，健康的凌志军还有闲情逸致感春伤秋。3月20日他发微博说：“清晨起床打开窗帘，看到这幅景象，不禁惊呼一声。京城多少年没见过这样的早春气象了！一个冬天的雾霾一扫而空。”
凌志军悄然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在病倒之初，他写下了最想做的10件事，其中包括：再吃一次清蒸鲥鱼、再为儿子做一顿饭、再到大海里游一次泳。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这些事情他都一一做到了。
同时改变的，还有对待癌症的态度。凌志军写道：“如今美国癌症患者的平均存活时间已经达到11年，换一种方式来设想，癌症患者的感觉，可能真的类似于得了心脏病或者是糖尿病……我们不了解癌症，不知道癌症其实并非绝症，只不过是一种慢性病。”凌志军给了所有中国癌症患者一个忠告：千万不要仿效我的方法……但的确有一些事对所有病人都是相通的，即必须有足够的坚强，去接受应当接受的治疗，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去拒绝不应当接受的治疗。面对医生的死亡判决，要用我们的脑子救命，而不是腰包救命。 沈阳晚报主任记者 高寒冰
注：文中凌志军先生的观点摘自于凌志军的书《重生手记》
凌志军说：“我们最大的不幸不在于遭遇癌细胞的侵袭，而在于我们被中国式的癌症观念包围着，同时还接受着中国式的癌症治疗。”何谓中国式癌症？凌志军解读为，它包括中国癌症治疗体系可能存在的致命弊端、对癌症认识存在的致命偏差、错误的治疗方案，以及过度化疗、过度手术。在这个问题上，著名肿瘤临床专家、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何裕民的看法更尖锐，在他看来，中国式癌症，不是医学问题，而是社会问题。
一个曾被诊断活不过3个月的癌症患者说
在所有死亡的癌症患者中，1/3是被吓死的，
1/3是治死的
一位著名的肿瘤临床专家尖锐地说
中国式癌症以及中国式的癌症治疗方法
不是医学问题，而是社会问题
1
他看到：300元的挂号费，3分钟的门诊
2007年2月，凌志军病倒了。医生在他的颅内发现两处疑为肿瘤的病灶，两天后又在左肺发现肿瘤，由此诊断“肺癌、脑转移”的概率为98%。“医生诊断，认为活不过3个月。”凌志军在书中说。像所有类似的家庭一样，凌志军在妻子的陪伴下，走上了慕名投医的求生之路，但随后的遭遇，令他困惑、愤懑。
凌志军在书中描述了一次诊疗过程，在花了300元的挂号费，并等待了几个小时后，他终于见到了一位著名专家，在观看了几张胶片后，专家认定凌志军头部病灶为“转移瘤”，必须立即手术。“如果不马上手术会怎么样？”凌的妻子问。“不手术？那就等着呗！”专家回答。等什么，不言而喻。凌志军看表，发现诊断过程不过3分钟。
凌志军写道：我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他们每天在同一时间拥进挂着“肿瘤门诊”招牌的那些大楼，带着满脸的焦虑和绝望……我看到所谓“最新最好的特效药”几乎每周都在问世，还有所谓“中西医结合”的独一无二的优势。病人们排着长队往医院的收费窗口里塞钱，其中很多人甚至为此倾家荡产。癌症患者用希望和金钱催生了当今中国最繁荣最赚钱的一个医疗部门，可他们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每年都在增加，中晚期患者的“五年存活率”在过去30年几乎没有提高。
2
他发现：
“过度治疗”
致癌症患者
死亡率上升
凌志军在比利时从医的妹妹，找了一群外国专家会诊。老外的会诊结论是：脑部病灶有50%的可能性不是肿瘤，或者只是良性肿瘤；脑部与肺部病变没有关系的可能性更大。这给了凌志军一家人以希望。而时间证明，外国专家们的判断，更接近事实。
在等待命运敲门的煎熬中，出于职业习惯，凌志军开始查阅大量的资料，他的发现甚至令他自己一度也不敢相信。他写道：
“（国内癌症患者）大部分人在三年内死去，能够活过五年的只有20%左右（根据不同的报告，我国肿瘤病人的"五年生存率在10%～30%）。”
“在所有死亡的癌症患者中，三分之一是被吓死的，三分之一是治死的，只有三分之一是真正因病而死……”
凌志军还拿到了2008年上海抗癌协会学术年会上公布的调查数据：目前我国有80%的癌症晚期患者在有意或被迫接受者超过疾病治疗需要的“过度治疗”；全球肿瘤患者有1/3死于不合理治疗；因为“过度治疗”盛行，癌症患者的死亡率上升了17个百分点。
在立刻手术割开脑壳和等待之间，凌志军选择了后者，在化疗和观察之间，他同样选择了后者。凌志军事后庆幸，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健康的免疫系统是预防癌症最重要的部分。而过度治疗会破坏患者的正常器官、组织和机能，……结果是，患者迅速衰竭或者出现其他并发症，加快了死亡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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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争论
药企是
过度治疗的
幕后推手
何裕民掌握的数据，略有不同。他在接受沈阳晚报记者采访时说：“不同的恶性肿瘤，生存率也是不一样的。比如乳腺癌，美国的生存率超过了80%，甚至达到了90%，胰腺肿瘤生存率却不到10%，但总体上可以达到60%—70%。而上海恶性肿瘤的生存率大致在35%左右，停留在美国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水平，差距很明显。内地二、三线城市，生存率大概只能在20%左右，差距更大。”
导致差距的原因是什么？何裕民认为是多方面的，但技术差异不是主要原因，“美国的趋势不是化疗的剂量要多高，而是要多低……而不是像今天的中国那样，越用次数越频，剂量越来越大，组合的药物也越来越多。”
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所长汤钊猷先生，也提出了“有时不治疗”是最好的治疗的观点。何裕民甚至尖锐地指出，中国式癌症以及中国式的癌症治疗方法，不是医学问题，而是社会问题。
省内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对何裕民的观点表示温和地反对。他说：“在癌症治疗上，国际抗癌联盟有统一的标准、方案。医生在确定治疗方案时，既要规范化，也要强调个体化。过度治疗有时候也是不可避免的。”
何裕民不太认同这种说法，他说：“这其实是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些治疗规范背后，都有医疗企业推动，表面是为病人利益，但实际上很多时候利益是与药厂捆绑的。很多治疗指南的制定，其实背后真正的推手是国际垄断性大药企，这是行业内周知的秘密，这才是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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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倡议 癌症不是绝症，要科学面对
头部肿瘤确诊为良性后，2008年凌志军做了左肺切除手术，术后病理诊断报告证实，肺部肿瘤为恶性。2013年3月，在被确诊活不过3个月之后的第6个年头，健康的凌志军还有闲情逸致感春伤秋。3月20日他发微博说：“清晨起床打开窗帘，看到这幅景象，不禁惊呼一声。京城多少年没见过这样的早春气象了！一个冬天的雾霾一扫而空。”
凌志军悄然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在病倒之初，他写下了最想做的10件事，其中包括：再吃一次清蒸鲥鱼、再为儿子做一顿饭、再到大海里游一次泳。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这些事情他都一一做到了。
同时改变的，还有对待癌症的态度。凌志军写道：“如今美国癌症患者的平均存活时间已经达到11年，换一种方式来设想，癌症患者的感觉，可能真的类似于得了心脏病或者是糖尿病……我们不了解癌症，不知道癌症其实并非绝症，只不过是一种慢性病。”凌志军给了所有中国癌症患者一个忠告：千万不要仿效我的方法……但的确有一些事对所有病人都是相通的，即必须有足够的坚强，去接受应当接受的治疗，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去拒绝不应当接受的治疗。面对医生的死亡判决，要用我们的脑子救命，而不是腰包救命。 沈阳晚报主任记者 高寒冰
注：文中凌志军先生的观点摘自于凌志军的书《重生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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